乱世中凭借武力攻下一片地盘割据的势力从来不少，但真正能成为长期势力或统一天下的却不多。归根结底，单纯的武力只是力量的一部分，“治理”是远比“占领”更难的一道关卡。
小富即安，占了几座城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可以随便享乐了，是作死的一种方式，以为外敌不构成威胁，开始全方位立体式地内讧争权夺利是另一种作死方式。所幸的是，镇江伯势力目前这两种作死方式出现的几率都不大，并且在全面的“大建设”主题之下，没几个人有如此作死的机会。
建设！全面的建设，把三府十县外加上百个乡、村、镇变为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这个概念，毛雄辉已经对全军专门强调过，为何有的人看似席卷天下，却一战而败，有的人看似只占据了小小的一片地盘，却发挥出令旁人咋舌的战争潜力，那就是因为前者地盘虽大，却没有哪怕一片是“根据地”，而后者地盘看起来小，却已经高度“根据地”化，利用效率比前者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而就目前镇江伯在南直隶占领的这块地盘而言，“根据地化”至少有一种方便之处——因为大批的“叛国士绅”在反剃发运动中被杀了，他们原来的田产就空了出来，这些地盘在加上收缴的清军圈地地盘，在镇江伯和武宁郡主手里经过了最初级版本的“土改”，换句话说，空出来的耕地中有八成给了刚刚转化为自耕农的前佃户、前阿哈尼堪，而还有两成的算是“公地”。毛雄辉和洛英的计划是以“公地”为先导，带动“私地”进行全面的建设，而这其实也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重新集结起来的过程。
小农经济-大地主庄园经济-崩溃，这是普遍存在于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循环，其中小农经济占优势往往在王朝早期出现，由于自耕农可以收的上税，这一时期的王朝经济往往比较好，但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越来越多的自耕农破产转化为地主的佃户，而有权有势的地主是有着各种办法偷税漏税的，这也正是王朝走下坡路的征兆，直到财政彻底崩溃，天下大乱，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摧毁了大地主庄园，从此又开始下一个循环。
这么说“小农经济”就是非常好的了？其实也不尽然。小农经济确实对普通老百姓比较“友善”，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是一个拦路虎，看看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什么玩意儿就知道了，已经有一些资本家成分的地主强制圈走农民的耕地，用这些地养羊卖给毛纺作坊，赚取比单纯种粮高的多的利润。至于大批破产的农民，有一部分转化为毛纺织工人，而另一部分迁徙到了北美等殖民地。
和英国“圈地运动”羊吃人类似的，“棉吃人”、“桑吃人”，在明代后期一直存在着，中国江南的地主和同时期的英国地主一样的精明，知道把大片大片的耕地用于种植棉花、桑树，挣的钱更多，但中国缺乏一片类似北美殖民地的流民去处，最终这种充满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行为，反倒加剧了明末的饥荒和崩溃。
然后问题来了，那些已经种植了棉花和桑树的耕地怎么办？要毁桑棉种粮么？而毛雄辉和洛英的答复是：“是。”
这是一个让两个穿越者都很犯难，但最终还是决定下来的举措。尽管看起来很不“进步”，很不“潮流”，但保证已占领土地上粮食充分自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可以通过银子从湖广购入大批的粮食，但依赖于贸易总是不稳固，一旦出现战乱阻断运输就糗大了。至于棉花和桑树要不要种，那当然是要种，但规定就是：不许在已经开垦好的耕地上种，但可以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至于开垦土地的具体工作，自然由官方来负责。
别看明末南直隶“人口稠密”，但其实人口密度只有二十一世纪江苏、安徽两省平均人口密度的十分之一而已。大量的荒地依然处于未开发状态，而且由于南直隶降水充沛，土地也肥沃，一旦开垦好了又是一片片宝贵的耕地。至于为何在旧时间线上没有人去开发呢？那是因为地主们缺乏开垦荒地的动机，而农民们则缺乏开垦荒地的能力。前者很容易理解，因为对于地主来说，直接兼并已开发好的耕地比开垦荒地来钱快的多，至于后者……后世的人往往低估了农民开垦荒地的难度。
现代吃饱了饭还想健身的人，很难理解古代农民吃不饱饭，体力有限的处境，再加上铁质农具往往较贵，开垦荒地前期的体力投入极大，而收益要在数个月甚至半年以后才会显现，而且新开垦的“生地”往往产量只有耕种许多年的“熟地”的几分之一。更让农民们畏惧的是地的归属问题，要知道就算自己把一片荒地开垦成了良田，那么被地主老财盯上也是分分钟被夺走的事儿，到时候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弄不好还要赔上性命？
因此当洛英的昊天教一个村一个村地发铸铁农具和种子，鼓励百姓垦荒，还明确地说明“谁家开的荒就是谁家的”之时，那因为“仁政”而激发起的劳动热情几乎要把秋冬的严寒冲散。而在直接管辖的“公地”上更是热火朝天，毕竟还来得及种上一茬冬小麦，可不能误了农时。
以崇明沙为例，虽然经历了战火的破坏，但崇明沙的红薯地还是得到了大约三千二百万斤的收获，而这些地在种植冬小麦之后，理论上在明年春夏之交还能得到大约一千万斤的收获。伴随着更多荒地的开垦，之后的粮食产量只会更高。渔业、家禽放养方面的收入同样喜人，至于这些鱼、鸭、鹅吃过多少落水清兵的肉没人关心……
和吃饭问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过冬问题，要知道很多垦荒工作可以拖到明年开春，但过冬则是迫在眉睫的。在后世南京-上海一带的人戏称自己是最耐冻的人，而考虑到高湿度对寒冷的放大作用，此言非虚。十七世纪小冰河时期的江南冬日比二十一世纪要冷的多，若是没有大规模、组织性的过冬措施，那么好不容易在反剃发运动中幸存的民众，怕是会有一大批死于酷寒。
夯土，更多的夯土，更厚的夯土！由于考虑到木制房屋在兵火中往往成为烧死自己人的猪队友，所以新修筑的房子尽可能减少可燃材料的使用，唯一暂时还没法替代的是屋顶——用瓦片显然是发疯般的奢侈，用预制板则是目前水泥产量还远远不足，又被修城墙和防御工事大量消耗，所以只能用茅草了，好在茅草容易拆卸，况且只是屋顶可燃而非整个屋子可燃，猪队友程度比木房子还是低一些的。
在大量土墙茅草顶的“避寒房”修筑的同时，棉袄也成为过冬的重中之重。之前毛雄辉夸下海口说要“工业革命”，结果实际上弄出来的是“弹棉花革命”，毕竟之前没有人组织过这么大规模的弹棉花、缝制棉袄的行动，至于这些追求产量和速度的棉袄比较难看……面临冻死危险的情况下谁还在意？
衣、食、住三个问题解决之后，下边的问题就是行了。镇江伯的战略依然是“陆地防御，水上进攻”，船只在整个军事体系中占的份额非常大，而除了战场，其实还有武装商船，毕竟清军在侧，各种运输人员、物资都存在遇袭的危险。
随着燧发火铳制造的爆发性井喷，原先淘汰下来的，用火绳的超重型火铳最佳的去处就是船用。当装着黑洞洞的“大铳”的商船在镇江伯辖地各处水域航行之时，那种震慑力、控制权可谓无与伦比。甚至出现了水贼把烧黑的木头弄成火铳状冒充官军去敲诈的情况，当然这股水贼很快被剿灭，贼首的脑袋挂在镇江城头上晃晃悠悠的。
随着镇江伯统治区域的“秩序化”，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其中感叹最深的是阎应元，在某种意义上，他理想中整饬完善的社会已经实现了，尽管规模小了点，而在他的概念中能和镇江伯、武宁郡主这一系列“义举”类似的，恐怕只有当年的朱元璋吴王时期经营江南了。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三条“崛起”之道，在阎应元眼中，毛雄辉至少做到了两条半。之所以还差半条是因为现在的满清毕竟不是腐败的末期蒙元，所以不存在北方持续火并无暇顾忌南方让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家野蛮生长的事情，现在的阿济格虽然前往湖广和李自成打的不可开交，但应天府的博洛、苏州府的田雄都对着镇江伯在南直隶的三府十县虎视眈眈，更不用说虽然左梦庚、刘泽清、刘良佐三个近乎废物，但清廷还有大批的战将、军队没有出动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现在，似乎已经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