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面武人赵应元正挥舞着大刀“切肉”的时候，大量遭受袭击的情报正如同雪片般飞向镇江府城。
“扬州府码头失火，烧毁战船两艘、武装商船四艘！”
“江阴出现亡命之徒当街砍人事件！”
“海门县出现大规模投毒事件！”
“上海县火药库之一被炸毁！”
“嘉定县有人刺杀侯垌曾，刺客被当场击毙，但侯也受了伤！”
……
就算是毛雄辉、洛英眼皮底下的镇江府城，也出现了多次放在后世完全可以被称为“暴恐”的事件，死者超过十人，伤者足有数十人，而这还是建立在镇江府防卫严密，搜捕奸细及时的前提下的，否则死亡上百人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示威，这是确凿无疑的针对我们的示威！他们以为能吓倒我们？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是毛雄辉的话。
“我可以感觉的到，他们的仇恨比星辰还要炽烈……”这是洛英的话，然后她沉默许久，轻叹一声，“唉，果然我们之前还是低估了矛盾的烈度……”
明末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尖锐至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旧时间线上满清是通过大屠杀强行“解决”了这些矛盾，毛雄辉和洛英当然不会屠戮民众，但他们分明干了某些人眼里比大屠杀更严重的事情——“断天下之根基，与天下人为敌”。
然后问题来了，谁是“天下之根基”？谁能代表“天下人”很显然，在某些人眼中，只有士绅、地主、儒生才是“人”，至于数量庞大的多，占了总人口九成九的真正的民众，那只是刁民、草民、泥腿子，没有发言权，死了白死！
一个非常讽刺则非常无奈的例子就是——蒙元残暴，江南百姓生存困苦，但由于蒙元采取的是包税制，江南士绅可以中饱私囊，所以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北伐驱赶蒙元的时候，反倒有很多士绅怀念“大元的统治”。朱元璋针对这种情况自然是大开杀戒，结果也背负了“暴君”的骂名。
现在南直隶沿江地区的情况和元末明初有一些相似——清军坏不坏当然坏！屠城真狠！但屠杀完毕之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江南士绅进行统治，所以这种仇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化解的。但可恶的毛贼、妖女，居然借着反剃发运动的机会，对南直隶沿江地区进行大清洗，各种官僚、地主、士绅损失惨重，大片耕地被分给泥腿子，昊天教还在每个村镇都建立了据点，更不用说至今不主动招收儒生为官，这是破坏游戏规则，不可调和，不可容忍！
由于人口比例的问题，被镇江伯、武宁郡主直接处死的“叛国士绅”总数并不算多，但如果加上与其利益绑定的狗腿子打手，其实数量也不算少。更不用说镇江伯治下的“倒行逆施”让周边的地主、士绅、儒生迅速倒向博洛，而已经被毛雄辉绑上战车的阎应元、夏完淳、侯峒曾，甚至还包括张煌言等人，则被视为“助纣为虐的叛徒”。再考虑到近日来有关四个汉奸王爷的动向，一个针对镇江伯势力的全线反扑计划就呼之欲出了……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犹血腥……”毛雄辉吟诵着朱元璋他老人家当年的诗句，同时也看到了洛英眼中从无可奈何到杀伐果断的变换——
“既然他们要战，那就开始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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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袭击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一个足够疯狂的人，挥舞着刀片子砍向无辜路人，或者抱着一大桶炸药到人堆里玩自爆……这似乎是无脑狂兽人都能完成的事情，但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如何让人变得如此疯狂？
单纯的金钱收买显然是不够的，毕竟就算是亡命之徒也知道“得了钱也要有命去花”的道理，但有一种人可以打破这样的藩篱，那就是——复仇者。
镇江伯势力对“叛国者”抄家灭门的行动当然是让治下大部分人都分到了一杯羹，都得了利益，但侥幸未死，逃出去的余孽总是存在的。汪蔓萝当年能在洛英的组织你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而其他的余孽当然也搞的起，更何况他们有着更多的“资助”。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毛雄辉、洛英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军兵、民兵，还有数量更多的昊天教教徒，已经把治下之地变成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那些“潜伏者”不发动还好，一旦发动，就等于暴露，而暴露就等于死亡。
“杀！杀奸贼！杀投靠鞑子的奸贼！”
这句话在整个弘光二年二月下旬和三月上旬里，被喊了数十万遍，而在这个过程中被抓捕、杀掉的人，则有了详细的统计。数字从数十上升到破百，后来破千……洛英相信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人只是从犯，甚至根本就是无辜的，但没有先进的测谎仪或者什么玄幻化的吐真剂之前，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能一路杀过去，那些倒霉的误杀者……死了就是死了。
伴随着最终共计二千一百五十八颗人头落地，镇江伯治下地区的“恐怖袭击”事件迅速消于无形。毕竟杀戮或许不能解决仇恨本身，但至少能够解决仇恨的载体，当企图袭击的人连肉体都不存在的时候，这些人难道靠什么来袭击鬼魂么？
和根据地“大治”相对应的，敌占区层出不穷的“法会”、“驱魔”、“进军”行动，甚至还有东林党特征非常明显的“破靴阵”都层出不穷一副晚明时期文人势力失控的无赖状，可惜这帮人还是怕死的，无论闹的多么凶，都只敢在自己的地盘闹，三府十县城池上挂的人头提醒他们不要“过界”。
于是乎南直隶成了敌对却又相似的“两个世界”——镇江伯治下的地区人头挂在城墙上，城内城外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工事、练兵，镇江伯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挂起来的人头数量也不少，城内城外的也是在修墙、练兵。这仿佛两股汹涌的洪水正积蓄力量，要迎头撞击在一起，却被一道无形的堤坝隔开了，而这道堤坝彻底崩溃的时刻，在三月中旬。
原因无他，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大规模攻势，在山东、南直隶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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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三年三月十三，大运河畔，德州县外围。
“……毛贼、庄逆兴风作浪，依靠的无非是加装了铳炮的战船，沿着水路进攻，然则逆贼能用战船，我大清亦能用战船！更何况逆贼只有一隅之地，我大清却富有天下，逆贼又怎能是我大清的对手……”
说话的是恭顺王孔有德，话说他当年就是在山东登州发动兵变，夺船从水路跑掉投靠后金的，而且当初驻守登州的恰恰是孙元化训练的火器部队，因此孔有德在战船、火器等方面有所偏重是可以想象的。再加上后金第一批铸炮匠就是孔有德从山东带来，清廷自然也十分注重他的“火器战力”，因此孔有德的战船部队就算不是四个汉奸王爷中规模最大的，却也是火力最强横的，反正为了打通被逆贼控制的大运河水路，多尔衮已经豁出去了，这么多真金白银都化作黑洞洞的铳炮安装在漕船改造成的战船上，确实有耀武扬威之气。
而听孔有德说话的人是肃亲王豪格，此人虽然在表面上对孔有德的战船赞许有加，心中却不是个滋味——毕竟他和庄子固打了半年多的拉锯战，虽然收复了北直隶全境，却始终无法深入山东，而若是孔有德轻易的就把庄逆控制的地盘打了下来，那么岂不是显得自己更无能？更废物
和多尔衮政治斗争失败，以至于沦落到如此境地的苦涩记忆一下子翻涌上来，一想到这些，豪格不由得心中一阵阵寒意，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多尔衮召集吴、孔、尚、耿四王讨贼，就是为了夺取功劳，把他彻底地边缘化。单纯的失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的旗人都认为他“无能”、“废物”、“不值得效忠”，到时候那可是真的“永无出头之日”了。
所以就豪格自身的立场来看，他虽然希望此战能赢，却不希望赢的太容易，当然他其实是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出于私心的，所以他给自己的想法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吴、孔、尚、耿四人阴险狡诈、野心勃勃，早晚对我大清图谋不轨，借着此战消耗掉他们的兵力也是好事……
在听完了孔有德的汇(吹)报(嘘)之后，豪格问起了派出去探听消息的奴才：“庄逆驻守德州县的究竟是什么人”
“启禀主子，庄逆派来的应该是从兖州招安的土贼中的宫文彩、宋二烟两部！”
“兖州土贼……”豪格沉吟道，他可不是看轻这群人，恰恰相反，被招安的贼兵往往比正规的明军更拼命、更能打。而既然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豪格借助庄逆消耗孔有德兵力的图谋，还真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