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自苏轼以后，黄庭坚和姜西诗派的理论、创作几乎主宰了整个诗坛。
严羽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都是针对姜西诗派的弊病的。
他在中说：“仆之，乃断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之一论。其间说姜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
较与唐代，宋代诗歌发展出了自己的新路，运用古文创作的方法来写诗，细腻流畅而富有理趣，议论深邃而饶有兴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化的特点。然而，古文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很不容易分清楚，因此也造成了文学观念上的混乱，所以散文化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忽略诗歌艺术的审美特性，把它变成押韵的文章，以大段的议论代替生动的形象，以枯燥的说理代替感人的抒情，以典故的堆砌代替幽美的意境，以险僻的文辞和烦琐的声律代替逼真自然、如在目前的情景描写，以抽象的理论思维代替具体的艺术思维。这样，就会走上违背艺术本身规律的错误创作道路。这在苏轼、黄庭坚诗歌创作中已经有所表现，但并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苏轼并没有因为散文化而忽略了诗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
与苏轼重视自然天成不同，黄庭坚代表了讲究文字雕琢、典故堆砌的另一种创作倾向，但他在创作中也还是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
可是他们的后学，特别是以黄庭坚为宗师的姜西诗派，则片面地发展了这种创作风气，使宋诗的散文化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以说理、议论、用事、押韵为工，而不重视意象之精妙和意境之深远，这不能不说是诗歌发展中的一个危机。
是故严羽在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
特别是在中，他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师，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正是针对宋诗的这种弊病而提出来的。
严羽把诗歌艺术特点归纳为“兴趣”二字，他最佩服的盛唐诗人之所以不可及，就是在于他们“惟在兴趣”。
关于“兴趣”，严羽中有三种提法：一是兴趣；二是兴致；三是意兴。
这里，兴趣、兴致、意兴三者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用在不同的地方，其含意略有侧重而已：兴趣侧重趣，兴致侧重兴，意兴侧重意象。
诗歌是以“兴趣”为其特点的，而“兴趣”是不能靠知识学问来获得的，它要靠“妙悟”来领会和掌握。“妙悟”本事坲家术语，尤为禅宗所重，指对坲法的心解和觉悟，而严羽则是“借禅以为喻”，以“定诗之宗旨”，其所谓“妙悟”是针对“兴趣”而说的。
他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在中他也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
严羽认为，对于诗家来说，妙悟是高于一切的，因为艺术家必须懂得艺术的特殊规律，诗人必须深谙诗家之三昧。
所以他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把领会诗歌艺术的特殊性作为诗人创作最重要的条件，在理论上提得如此明确，强调得如此突出，这在严羽之前不曾有过。
以禅喻诗，讲究悟入，并非始于严羽，但是严羽的诗禅说比他以前各家之诗禅说，是大大高出一头的，在理论上也深刻得多，系统得多，它对后世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绝非偶然。
严羽重在兴趣，以妙悟言诗，其最终的落脚点是在“以盛唐为法”。
他在中认为盛唐诸公是“大乘正法眼者”。
“盛唐诸公，惟在兴趣”。
“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
由于严羽竭力提倡，“盛唐气象”遂成为“建安风骨”并驾其驱，甚至超过“建安风骨”而扬名后世的诗歌史上的最重要的艺术现象。
“盛唐诸公，全在意象朝诣。”
盛唐这种诗歌意境在严羽看来，至少包含着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同时也是严羽对诗歌创作的要求：
第一，有浑然一体的整体意象美。
第二，有韵味深长的朦胧含蓄美。
第三，有不落痕迹的自然化工美。
第四，有抑扬顿挫的诗歌格律美。
看着运笔如飞的郑宗绪和孔泽，顾秋风停顿了片刻，而后作了总结：“严羽提倡学习盛唐的根本原因，是他论诗以“兴趣”为主，而盛唐诗是最重“兴趣”的，姜西诗派则以学问、道理代替“兴趣”，江湖派、永嘉四灵虽反姜西诗派，然而晚唐贾岛姚合等则偏向苦吟、怪异，更非诗之正路，离“兴趣”颇远，所以严羽提出“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是以“兴趣”言诗的具体途径，目的是在强调诗歌艺术的美学特征。严羽的“以盛唐为法”，确有它识见超人的一面，因为盛唐诗歌确实达到了大夏古典诗歌艺术的高峰，成为后代难以企及典范，然而严羽诗论的致命弱点也正在这里，他把诗歌创作的源泉完全归于学习古人，而忽略了效法自然、向现实生活学习的主要方面，因而他并不能从根本上破除姜西诗派在古人作品中求生计、找出路的弊病，就这一点说，他还不如陆游、杨万里能看出姜西诗派的要害所在，当然也就更赶不上苏轼的清醒与卓越的见识了。不过严羽诗论自有他自己的巨大历史贡献，又是苏、陆、杨等人所不及的。这需要从大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