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只读到小学二年纪。她那一代女性，从没进过校门的也大有人在。有一位婶子，人民币上的数字都不认识，只能记上面的人头。母亲强多了，会背九九歌，算帐不用愁。小至买菜，几毛几分钱一斤，再乘以几斤几两，这样的帐母亲都是心算完成。大至卖粮食，上千斤，也是几毛几分钱一斤，母亲心算出来的，和粮贩子计算器算出来的一样。慢是慢点儿，可从不出错。所以，我考上大学那年，教初中的希贤大爷特意跑到我家，说我的数学遗传自母亲。
当然，母亲也认几个字，但估计装不满一箩筐。本来，这些字应该伴随大半辈子的劳作和汗水埋进土里了。其实不然。由于电视的普及，有字幕，母亲连蒙带猜的，竟然又多认了一些字。不过也常常蒙错，比如把“玉树”读成“王村”。有一次，她指着“犹太”两个字，问我是不是读“龙大”。所以，她的认字，永远是以偏概全。她只跟这些偏旁部首熟悉。
母亲平时说的当然都是大白话，没有文采可言。但是，受电视和我们的熏陶，偶尔也会蹦出来一些书面语。比如，有一次她用了“尴尬”这个词，惹的父亲取笑，大字不识几个还“尴尬”呢，当笑柄说给我们姐妹听。母亲倒不怎么生气。她虽不太懂这些词，但都没用错过。父亲也只是初小毕业，五十步笑百步。但父亲的文化程度算不低了，因为他几十年来爱看书，凡是我们带回家的书，只要有字，他都拿来下饭。所以他读书、看报、写信，都不成问题。我曾有一次当着父亲的面，对母亲说：“我要教会你认字，至少能看报纸。看谁还有资格笑话你。”父亲不以为然，说“能的她吧”。母亲没说话，但看的出来，有些向往。
我生老大之前，母亲来到南宁。我没事干，母亲身体也还不太差，于是拾起了识字的旧事。我写一些常用字给她认，无非是“太阳”、“月亮”、“大地”、“天空”、“山东”、“广西”、“玉米”、“大豆”。或者一些简单的句子：“我是中国人”、“今年丰收了，我很高兴”、“我爱BJ天安门”，等等。母亲学的很认真，也很开心。这些字她大都认得，认不准的我就告诉她。但这样的认字只持续了没几天，有事中断了，随后，儿子出生了。儿子比天还大，一切都抛诸脑后了。识字之事，再未提起。
转眼多年。这些年，年年回山东，但一起的时间也不过二十余天。母亲忙着做好吃的，我忙着走亲戚见同学、睡觉、赶集、和孩子们玩耍。母亲偶尔会拿某个字来问我，她的读错字常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笑声。母亲没责怪过我食言，许诺过教她认完小学的字，没办到。而我，再也不好意思提起这回事了。
有时我想，如果拿出对孩子的耐心和精力十分之一对父母，这世界上的父母一定都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