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地动仪的修复也是一次格物的过程，你姑且试试吧。”皇帝拍了拍马钧的肩膀，连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态度着实不像君主对臣子、反倒像是前辈鼓励后辈，并寄予殷切的期望：“先贤的才智，后辈若是不能继承、领悟，岂不是愧对？”
马钧极为失礼的与皇帝对视了一会，良久，方才下拜，沉着的应对道：“臣谨诺。”
从今天过后，马钧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再口吃了。
“王辅。”皇帝说着，便转身走出了屋舍，准备启程回去了：“你回去后从将作监、考工监等处拣选一些良匠，把他们组织起来，一同参与地动仪的修复。”
“谨诺。”王辅觉得此时非比寻常，脑中灵光一闪，问道：“是否要有个名目？”
修复地动仪就是名目，王辅明知故问，其实是想更进一步。
果然，皇帝早有这个打算，如今各种时机都已成熟，他便不再藏着掖着了：“从将作、考工之外新建一处衙署，专以钻研农、兵之用。挂靠在太学名下，就叫格物院，以‘格物致知’为训，由韩暨来做这个主事。”
“啊？”王辅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愣，没想到这个位置最终没能落在他头上：“韩暨？”
韩暨是南阳人，少有显名，司空辟而不就，因避袁术征，徙居山野。荆州牧刘表对其外宽内忌，韩暨惧命，正好那时关中平定，而关东纷乱不止，他便从武关逃到关中，为亲族、尚书郎韩斌所举为郎。
“就是韩暨韩公至，他对这些技艺很感兴趣、也很有想法，正好尽其才。”皇帝如何看不出王辅心里的算计，同样是王氏兄弟，对于王端，皇帝是刻意栽培，因为他温润敦厚，一切行为都很可控；对于王辅则不然，此人太机敏、不拘束，又年轻，若是不好好磨砺一番，很容易刺到自己。
何况皇帝向来讲求的是步步为营，不会学孝灵皇帝搞鸿都门学，并以此授官为吏、将经学士人阻绝于外的傻事。格物院的牌子挂在太学之下，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皇帝只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新工艺的研究所和实验室，为朝廷提供先进的农业、军事技术，不会让其彻底撼动经学的理论根基以及士人为官出仕的途径。
很快，皇帝微行灵台，亲察地动仪、并为‘格物致知’做出新解，反驳郑玄的理论的消息传遍朝野。支持者有之，非议者也有之，大多数人都将目光集中到皇帝与郑玄之间的理念分歧，而很少有人关注由太学仆射潘勖带头组建、韩暨为主事、马钧为副手的格物院。
这正好符合皇帝的预期，而且在经过优秀官吏进修的吏治科、基层军官扫盲的教化科、以及英烈遗孤的蒙学等杂科之后，臣子们已经对皇帝给太学五科之外屡屡挂靠旁科的行为见怪不怪了。
只是仍会有人觉得奇怪，太学是什么时候开始从纯学术性变为综合性的教育机构的？
最初的时候皇帝不还明确表示太学要‘五科并举，首重明经’么？
这也是郑玄疑惑的问题，他这些天一直都在思考，无论是皇帝所提出的‘天子之责’、‘学以致用’与‘人心齐一’、还是最近对于‘格物致知’所提出的新解，这些都是皇帝对经书的独到见解，不仅反映了皇帝的为政喜恶、甚至反映了皇帝的思想。
郑玄这么久以来都在尝试着了解皇帝的为人、把住皇帝思想的脉络，直到现在，郑玄才算是渐渐明白了。
皇帝有中兴的壮志，也有相应的能力与实力，郑玄毫不怀疑皇帝统一天下、开一代盛世只是时间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郑玄才会选择来到长安，才会选择在太学论战中帮皇帝唱出一戏，为的就是他来时的初衷，同时也是他与皇帝之间不成文的默契。
“孝武皇帝有《春秋繁露》申天人感应之说、孝章皇帝有《白虎通义》定五经异同之理，故每逢太平治世，皆有大论出。”皇帝这回在天禄阁召见了郑玄，在座者还有太仆赵岐、光禄勋杨彪、御史中丞桓典、侍中崔烈、兰台令史蔡邕、秘书令荀悦等大儒。他们无不是今文经学大家，身上要么有着教导皇帝学问的重任、或者就是《皇览》、《东观汉记》等书的主要编撰者。
摆出这副阵仗，任谁都知道今天要议论的是什么事。
皇帝也不含糊，直接开门见山：“汉室中兴，此乃百年间仁人志士所心向往之的大业，方今天下，首重武功，但与此同时，文治也同样重要。文武并盛，才是治世之兆，前者所言《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皆是文治的菁华。如今朝廷矢志中兴，武功已经在绸缪之中，这文治也当始议了。诸公可愿为我的董仲舒、班孟坚，为圣人之学再开一部大典？”
众人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此时倒也不惊，反而饶有兴致用眼神互相确认了一番，以无声来对当前的人选表示同意。
郑玄花白的眉毛一动，一双温和的眼眸突闪锋芒，点头说道：“谨诺，陛下有此鸿志，畅兴经学，臣等岂能不效绵薄之资，共襄大事？”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只是古今文经林立对峙，各承师说，互诘不休；且师传多门，章句杂乱，文理乖错。若要效仿前人，统合各家之言，删繁就简，实非易事。”
“不仅是删繁就简，更是要推陈出新。”皇帝提出了要求：“以《繁露》、《通义》为本，十三经为根，综合古今文经，编撰一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籍，以为大汉万世太平之基。”
“敢问陛下，何为‘十三经’？”桓典忽然问道。
众人也都疑惑的看向皇帝，在他们的认知中，世间只有孝武皇帝钦定的《诗》、《书》、《易》、《礼记》、《春秋》为五经，设五经博士，与之展开的才是汉代乃至于以后千年的经学基础。可在皇帝口中突然冒出来个‘十三经’，这就不得不问清楚了，到底是从中添了哪几经。
皇帝解释道：“这十三经，是在原有的五经之外，另行添补，如‘三礼’之一的《周礼》、《仪礼》；《春秋》之中的《左氏》、《公羊》、《榖梁》；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书。”
除了《尔雅》是用来诠释名物、学习儒家经典的名词辞典以外，其余的无不是儒家的重要经传，皇帝此举不仅是将所有的儒家经书混在一起，而且还将古文经争执最大的三家《春秋》也划为‘十三经’的范畴之内，统一古今经学、糅合儒家典籍的野心昭然若揭。
赵岐直感觉自己的呼吸都不平静了，他今年八十多岁了，时日无多，没想到自己既能有幸重见盛世，又能参与到一部旷世巨典的编撰当中。按皇帝思路，这十三经不仅要统合在一起，更要从各家的注解中挑选最准确、最符合当下实际的部分，还要从中添加皇帝对于经书的个人注释。
等到此书完成之后，全天下的儒者在注释经书时，必须以此为标准，不许任意篡改曲解；研读经书时也必须按照这本书的内容进行学习、研究；就连太学策试以及官员选举的时候，亦必须按此对策，不许自由发挥。
这就是皇帝口中‘放之四海而皆准、以为大汉万世太平之基’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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