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经历两次死亡，才算死彻底了。一次是肉体。这是看得见的，永久性的，人死不能复生。人与人相差不大，最长寿与最短命，相差亦不过百年。另一次，是精神。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人与人有天壤之别。有的人千年不朽，虽死犹生；有的人如枯木蝼蚁，生犹如死。
人的精神，一部分存在于自身，另一部分在身体之外。一个人无论怎样避世离群，总会占据另一些人的记忆，如亲人、朋友、邻居、同事；有些人，占据更多人的记忆，如圣贤、英雄、倾国倾城之美人、祸国殃民之贼子。只要关乎这个人的记忆不泯，即是其精神不死。
对死亡的恐惧，低层次是对于肉体的，高层次是对于精神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能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道理都一样，以精神之不死对抗肉体之必死。
普通人影响有限，一旦死亡，很快被遗忘，只有至爱亲朋偶尔忆及其音容笑貌。三五十年后，这些人也死了，这个人在世间的一切痕迹全部消失，这算彻底死亡。
所以，中国重视家谱。家谱令我们知道自己来源何处，知道十八代祖宗的名字。由这些名字，也牵起一些代代相传的事迹。这与其是对后人的一份交代，毋宁说是先祖的一份私心吧？春节时，家谱悬挂于大堂，后代们再怎么忙碌，也要虔诚跪拜，顶礼上香，点上长明烛，贡上大猪肉，重温一遍家谱上的枝枝杈杈，念叨念叨先祖。这无异于一次精神复活。家谱延长了祖先们的精神寿命。
但今日之社会，求学、经商、参军、打工，人群向四面八方散去，在不同的城市定居，家谱失去了土壤。几个人能说出曾祖父、高祖父的名字呢？更别说陈述他们的事迹了。所以，对普通人而言，精神死亡正在加速。
名人则不然。名人永远停留在人类的记忆中。为什么人人想当名人？除了现世的功名富贵，潜意识中也想延长精神寿命吧。
司马迁对此最清楚。他受了宫刑，按说早该蒙羞自杀，那么，后人也不知曾经有个司马迁了。但是他不。他忍辱偷生，著成《史记》，流传万代。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偿仆前辱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说：只要我的文章能够流芳百世，死一万次算什么？忍辱偷生算什么？
熟人去世，我们会悲伤。除了感叹生命短促，还因为，这个人带走了“我”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知“我”者都离开人世，那么，“我”的精神先于肉体而亡。当然，这是极端情况。同样，“我”的死亡，带走了我所有的记忆，那些在我脑海中的人也死亡了一部分。
精神的生命力和肉体的生命力并不同步。肉体的生命力，自幼年而青年、壮年、老年，先由弱至强，又由强而弱，人和人相差不大。而精神的生命力，和此人做出的成就、成就的时间、被认可的程度有关。有些人生前声名煊赫，死后很快被人遗忘。有些人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大放异彩。
肉体死亡无法控制，我们只能尽力扩大精神的生命力，延长精神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