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王监国政权惶惶然向东转（逃）移（窜），马逢知的轻骑兵和红毛人火枪手在后面穷追不舍的时候，在浒山所到余姚这一带，一张血腥的大网正在张开。
隆武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南（海）安（贼）侯（王）郑芝龙毫无疑问的是个不择手段的人。这种不择手段并非因为他人品如何，而是长久的海上争霸过程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在旧时间线上，这种“海盗思维”甚至延续到了他儿子身上，明明和李定国合作足以光复至少半壁江山，却始终没能真正合作，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原因。而现在，“海盗思维方式”正在构筑一场名曰“火并”的惨剧。
陈德现在已经基本明白了郑芝龙的图谋是什么——攻灭鲁王监国政权，在根除竞争对手的同时谋取大批的财富。至于施琅在舟山岛海战中的表现，其实那只是为了提高“劫杀鲁王”成功率的一点点小把戏，就算陈德没有归顺或者干脆死了，那也没有关系，强行攻杀鲁王监国政权这样的事情，施琅也干得出来。
一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陈德心中一半是郁闷，一半是恼火，但在绝对的力量优势面前，郁闷和恼火甚至不值一条发臭腐烂的杂鱼，倒是施琅许诺的掠获，激起了陈德心中的一些贪婪的本能。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不如好好抢他娘的一把，挽回损失，至于在岱山岛失踪的妻儿……他已经把岱山、舟山搜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有找到，那么在暗自哀叹之余，也只能认命了。陈德现在的主要心思在对浒山所、余姚进行封锁一事上，而施琅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残忍与决断，让陈德都感到心惊。
“这世上没有杀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若是你觉得解决不了，那就是你杀的还不够多！”施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话说黄家在余姚的势力很大，各种白道黑道的眼线很多，如此大的动作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瞒过去的，但施琅偏偏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只要封锁了交通要道，一切可疑人员杀了就是，那黄宗羲如何得到余姚已经被占领和封锁的消息？他手下的人还会千里传音术不成？
于是乎早在清兵打来之前，浒山所和余姚已经经历了一场大清洗，施琅做事果然利落，不杀则已，一杀就杀到底！更不用说这余姚也算富庶之地，一轮掠获下来不说堆积如山，也算是相当的可观，其中陈德、顾三麻子因为出了力，提成也是有不少，至于如此的“血钱”花起来是不是心里犯嘀咕，那根本就不是施琅所要思考的问题。
在加强对余姚一带控制的同时，施琅也派出去相当数量的探马，一是防止零星的漏网之鱼前去告密，二是确认鲁王监国政权和清军的动向。而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探查果然提供了可观的情报，譬如说——
“什么？鲁王的人马在百官市遭袭？”
明末的百官市，位置上基本就是绍兴到余姚连线的中点。考虑到清军是在鲁王离开绍兴府城之后数天才到达，那么这半路上就能追得上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清军的行军速度真他娘的快，二是鲁王这大废物逃跑的速度真他娘的慢。而就施琅本身的意愿来说，他希望是后者。
鲁王可不是先帝，那胆子小啊，要他四平八稳地“徐徐而行”，那难度好比逼着老母猪上树，而这缓慢的行军速度只能说明一点——这货带着走的各种物资实在的是太多了！
施琅对着陈德和顾三麻子宣布了自己的推测，后两者均表示施将军果然神机妙算，但随后陈德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鲁王确实油水多，但若是路上频繁被鞑子袭击，油水都被鞑子拿走了怎么办？
施琅表示不必担心，鞑子的袭击反倒会加快鲁王自投罗网的速度，要知道这“大肥猪”，不剜掉几块肉，怎么可能跑得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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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施琅自信满满地说出他的推论的时候，在比百官市更偏东的上虞县城附近，鲁王监国政权的残兵败将果然加快了行进速度。
“鞑子杀过来啦！”“红毛人跟着鞑子杀过来了！”这就是上一次遇袭时，溃逃的明军喊的最多的两句话。尽管来袭的轻骑兵、火枪手数量并不大，但在恐惧与怯懦的无限叠加之下，足以“幻化”出数十万、上百万的大军效果，而对于这种蔓延的崩溃，张煌言毫无办法。
“这世道……怎能如此！莫非真是天亡我大明？”张煌言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哀叹，而脸上却必须硬装出淡定，这感觉……实在是不好。话说前些日子他听说南直隶那边毛总兵、武宁郡主一而再、再而三地取得胜利，本以为大明衰败不堪的气运多少恢复了一些，但现在看来，那“气运的恢复”无非是假象，或者更不留情地说，根本就是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之后就是撒手人寰，至少从医理上说是如此，那么……鲁王监国真要走到尽头了么？张煌言不敢想，他实在是难以接受彻底败亡的残酷命运。而在这群人心惶惶，刚刚抛弃了一大批辎重和财宝才得以脱身的残兵败将的另一头，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三兄弟正拼了老命地鼓舞士气，可惜这三个在文学方面造诣颇深的“大儒”、“名士”，现在除了发一些钱，也只剩下了“到余姚就安全了”这种说辞。
“可叹！可悲！我大明养士近三百年，居然到此名士只能用武人的粗鄙之法来鼓舞人心。”张煌言虽然意见很大，但他确实也必须承认，除了发钱和忽悠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挽回士气的办法，至于讲那些忠君爱国的大道理，普通兵丁听得懂么？
封建时代上下阶层隔阂和疏离的恶果在此得到充分体现，虽然上层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牢不可破的道德律条，无奈底层小兵关心的只有谁管吃饭、谁发饷银。像戚家军那种教导小兵认字的同时还灌输爱国思想的军队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明末的明军……看到他们变节后作为绿营兵砍人砍的多么性起就知道这“忠诚度”值几文钱了。
弘光元年的张煌言毕竟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和后来那个东奔西走集结义军搞的满清江南鸡犬不宁的抗清领袖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人杰到底是人杰，现在的张煌言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大义”的虚弱，而看似粗俗的“利益”其实最管用不过。后来张煌言与郑成功合作，四处招徕义军反清复明，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觉悟，如果他还是那种秉承“大义”决不动摇，坚决认为“利益”太俗不上台面的话，那么义军怕是只存在于意淫之中了。
多多少少迈出了觉悟第一步的张煌言，目前也只能随军继续向东进发，浙江水运发达，大批的物资都需要通过船只来运，而当船队的前锋终于和一些打着“定海伯”旗号的小型战船接触的时候，张煌言总算放下了一半的心。这时候暗暗叫苦的反倒是黄氏三兄弟，因为他们现在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定海伯已经全面接收了余姚县城的防卫，换句话说，真要出现将领跋扈搞兵变，挟持监国的事情，那么……那么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明代土木堡之变后文官压制武官的倾向，到崇祯末年彻底崩溃的时候终于得到了“扭转”。当嘴炮无敌的文官们发现自己终于压不住手握重兵、骄横跋扈的武将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乱世的规则就是谁拳头大谁牛逼，如果你不服……那只能被大拳头锤死这一条路了。
黄氏三兄弟当然不是智商欠费的腐儒，相反，他们非常知道避其锋芒，积蓄力量的重要性。武将再怎么跋扈、再怎么蛮横，由于政务能力的欠缺，是无法离开文官而存在的，待到明朝复兴，天下太平之日，自然也是武将不情愿也没办法地交出权力之时。应该说黄氏三兄弟的想法很对，也很具有可行性，他们唯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对手已经改换了老板，以及这个新老板出手的力度。
在定海伯小型战船的“指引”之下，鲁王监国政权的队伍接近了余姚县城，而且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定海伯“护驾”的军队数量也越来越多。到了这个时候，不仅钱肃乐、张煌言、黄氏三兄弟等人觉得有些不对，连身为橡皮图章的鲁王朱以海本人都觉得气氛异常。“定海伯军容甚盛，真乃我大明之栋梁也，然则……然则本王略感不适，能否先不入余姚县城？”
鲁王朱以海虽无实权，毕竟名义上是监国，因此若是他不肯入城，其余的“臣子”只能规劝，却绝无强迫的道理。但今日在余姚县城下，这种“道理”是名副其实地遭到了挑战，一位自称是“定海伯麾下的施副将”的将领，一再要求鲁王入城，而且态度异常强硬。
“你们为何如此强求殿下？你们这是要造反么？”已经忍无可忍的钱肃乐高声质问道，而这一句话仿佛点燃了导火索。
施琅哈哈大笑：“说得好，我们正是要造反！动手！把伪鲁王拿下！“